(三)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主观罪过
　　交通肇事后，行为人不履行抢救受伤被害人义务，为逃避责任，径行逃跑，而导致受伤被害人死亡，对死亡结果行为人出于何种心态，才能认定为属于“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形，按照交通肇事罪的第三个罪档进行处罚?《解释》出台以后，因把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的范围限定于原交通肇事中的被害人，使得该问题的罪过形式变的相对简单起来，但由于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情形和刑法理论的传统束缚，其罪过形式仍然是理论研究中的重点。目前国内刑法学界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种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只能由故意构成，不能由过失构成。[11]该观点认为肇事人将他人撞伤后，这一行为导致产生救助被害人的法律责任，因逃跑而不履行此义务便构成了刑法上的不作为，逃跑时置被害人的死活于不顾，使得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死亡，肇事人对死亡结果持放任心态是肯定的，因此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不作为的故意犯罪。
　　一种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只限于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形。[12]该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罪情节加重犯的加重情节，如果该情节本身具有故意杀人性质，岂不出现严重的故意犯罪反而成为性质相对很轻的犯罪的加重处罚情节，这显然不合理。
　　还有的观点认为肇事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心理态度可能是过失也可能是故意。[13]该观点认为从立法原意来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是以情节加重犯的形式出现的，立法者认为其罪过形式应与前两个罪刑阶段一样，仍属于过失。
　　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持两种心态。一种是行为人在交通肇事致被害人重伤的情况下，误以为被害人已经死亡而逃逸，从而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这种情形属于过失。另一种是行为人明知交通肇事致被害人重伤，但对其死活放任不管甚至希望被害人死亡，从而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出现。此时，行为人主观上的心理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先前的过失转化为间接故意或者直接故意。
　　笔者基本同意第三种观点。在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中逃逸人对死亡的心理态度可能包括希望和放任的态度，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这并不是说逃逸致人死亡能够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情形，能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情形不能包括在本条文内。正如王作富教授指出，行为人对逃逸结果持放任态度，不一定改变交通肇事罪整体的过失性质，但也不否认这种不作为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只是不能据此认定行为人放任被害人死亡的，就构成故意杀人罪。[14]在有些情况下即使肇事人对逃逸致人死亡持希望或放任态度，但仅凭此还不足以成立故意杀人罪，还需要有其他原则限制，比如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判断不作为构成犯罪的等值原则以及排他性支配原则等等。这种过分依赖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动机或对结果持放任态度的情况来判定行为的性质的方法并不可靠。有日本学者指出，即使在有杀人故意，但没有成立杀人罪的足够义务的情况下，要以保护责任者遗弃罪从轻处罚。[15]应该说这为日本学者强调即使主观上具备杀人罪中的主观条件还不足以成立杀人罪的观点是正确的。
　　(四)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与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区别
　　我国刑法理论把犯罪行为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可分为单纯逃逸和移置逃逸两种。单纯逃逸行为的法律意义只能是不作为。而移置逃逸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理论界有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在他人急需救助的情形，行为人不但未予救助，反倒以作为而提高法益的危险性，这时刑法评价的重点应在作为而非不作为。第二种观点认为，移置逃逸行为是不作为。将被害人挪开现场抛弃他处的行为看似一连串的作为，但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本来就不是在行为人身体外表的动静，而是在他所违背的法律规范的期待方式。[16]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刑法上的作为与不作为的特有含义，是指犯罪行为的基本形式。实施不作为的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是违反命令性规范，而不是指行为人没有任何行动，有时行为人还可能以积极的行为去达到违反命令性规范的目的。如偷税行为在本质上是不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既不作为，但是，并非为此而什么也没有做。相反地，行为人往往要进行伪造账目等活动。[17]对于交通肇事逃逸而言，法律做出评价的重点在于行为人肇事后应当积极救助的作为义务上，而转移被害人的行为只是排除了其他人实施救助的时机与条件，致使死亡未能避免。因此，这种移置逃逸对于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这一构成要件类型而言，应属于不作为形式。
　　从不作为的理论来看，成立不作为犯的前提是存在作为义务。在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中，其作为义务的来源大多数学者
认为是根据先行行为而得出的。即行为人因其先前实施的交通肇事致人重伤的行为，使被害人生命处于严重威胁的危险状态，行为人负有实施救护行为防止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关于先行行为只要是足以产生某种危险就可以成为不作为的义务来源，而不管其先行行为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是有责的还是无责的。[18]在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案件中，由于肇事者先行的违法肇事行为使得被撞者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肇事者基于其先行行为就有义务救助被撞者。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案件中，先前的肇事行为可以成为其后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先行行为。但是，即使逃逸者对被撞伤者的死亡具有故意，也不足以就此认定逃逸人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因为，不作为犯罪亦有其特定的犯罪构成，它也是主客观的统一，仅凭行为人主观上的心理态度就认为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显然扩大了杀人罪的成立范围。
　　理论一般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违反的是作为命令规范的行为规范，实现的却是以裁判规范形式规定的作为犯的犯罪构成要件。违反命令规范的不作为并不是实现通常情况下的作为犯的犯罪构成要件，只是在由于不作为实施的犯罪和作为实施的犯罪具有等价值的情况下，不真正不作为犯才能实现作为犯的构成要件。[19]大陆法系中，构成要件的等价值理论成为解决不真正不作为犯处罚的根据，即要求违反作为义务所造成的侵害在法定构成犯罪事实上与以作为手段所引起者具有同等价值。据此理论，要构成不作为犯，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间接故意或直接故意在客观上除了具有作为义务，行为的可能性外，还应考虑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例如行为的时间、地点、环境、被害者受伤状况等，只有这样才能判断其不作为的行为是否与犯罪构成规定的作为具有同等的价值性。
　　因此，笔者认为，具体到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要构成不作为犯，除了考察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的心理，客观上具有作为义务外，还必须判断逃逸人的不作为是否能够达到与一般的故意杀人作为“等值”，其等价值判断的标准，关键是看不作为中是否包含着剥夺受害者生命的现实危险性，即只要行为人的不作为具有使死亡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就可成立不作为故意杀人罪。据此可以区分不同的情形：其一，逃逸人对被害人的危险进程处于事实上的排他性支配关系之中，受害者的生命完全依赖于肇事者的保护，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其二，逃逸人对被害人的生命危险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排他性支配关系的，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